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历史文化 > 文脉传承
张奎元英年负重任抗日报中华
发布时间:2014-08-16
回眸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在冀、热、辽一带,就曾有一位年仅26岁,竟担任东北国民救国军独立师司令,统帅万人之众而威震敌胆的人。汉奸石友三给他东亚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头衔、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任他为冀东警备区司令,他都不干,一心要参加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讨贼联军,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日爱国名将张奎元。
张奎元,绰号“老耗子”或“金眼老耗子”,河北省任邱县长丰镇张家庄人。1907年5月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弟兄俩人,排行老二。1919年春,张奎元流浪到凌源县城,正在苦于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遇热河十二军在这里插旗招兵,他为了混口饭吃,到招兵站去碰碰运气,便报名参了军,因年龄小又挺机灵,就让他当了号兵。从此,他结束了无业流浪的岁月,开始了军旅生涯。
1925年夏的一天,他借上方调该团去外地剿匪之机而对贪官发难,发动全连拒不参加剿匪,企图以此对上司施加压力,要出多年所欠弟兄们的军晌。然而,非但没要出军响,反被扣上“不听军令,煽动造反”的罪名,各士兵都遭到毒打,并威胁说:“执行任务回来,还要找出领头者,并严加惩处。”
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多数弟兄都吓得惊慌失措,可张奎元却被“造反”之词所启发,他对大家说:“一不做,二不休,反就反了吧,天底下这么大地盘,哪还容不下我们,只要我们手中有枪,就什么也不怕!”在他的动员下,全连有70多弟兄连夜逃出军营,向山高林密的凌源河坎子一带拉出去。大家都推举年仅18岁的张奎元为大当家的。他为存友谊,索性以弟兄们给他起的浑号“老耗子”为山名。还说:“叫耗子有什么不可,历史上水耗子金贵,年龄虽小,谁不知道他是好汉。”根据他讲的这个意思和他本人眼大而明亮的特点,取个金字,又送他为“金眼老耗子”的雅号,谁知道这个名号到后来,他却成了享誉省内外的大字号了。张奎元就这样被逼上了梁山,落草为绿林豪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在这种形势下,好多热血男儿都纷纷杀向抗日救国疆场。一向不畏邪恶,敢同强暴斗争的张奎元欲抗日唯恐政府军阻拦,欲投抗日义勇军又不知投奔哪路,为此心急如焚;为了统一思想,并等待差遣人员联络情况再订结果,遂带队到河坎子一带休整,并就抗日问题进行讨论酝酿。恰在此时,邵本良带政府军2000余众包围了张奎元部。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之际,理应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张奎元万没想到政府军会在此时对自己下此毒手。毫无准备的张奎元听到枪声,才急下令抢占河坎子南山,依此有利地势仓促应战,从清晨一直激战到天黑。在官军炮火的攻击下,张部伤亡惨重。为了多数弟兄的安全。张奎元只好命“占北”带领弟兄借夜慕掩护向东北方向突围,自己只带20多个护卫在阵地打掩护,结果多数弟兄突围脱险,而张奎元等却被官军俘获,身陷囫囵。初被押入凌源大牢,后因其是重犯,又被解送承德监狱,准备批复后处决。但因抚战紧张,并有人说情,才长押未果,得以幸存。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吉、黑三省后,又加紧准备进犯热河省。在这热河大战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在全国抗战救国的呼声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保卫热河的姿态,在这种形势下,张奎元的友好便借机要求省府释放张奎元,以利增强抗日实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顺应潮流,由汤玉书出面以为了扩大抗日战线为由,释放了一批有能力、有影响的政治犯,张奎元也被开释出狱。
身陷囚笼2年之久的张奎元,并没有因此而气馁,雄风犹存,壮志不减当年。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亲朋好友,特别是原部的弟兄们都纷纷登门道贺,岳父家、义父家门庭若市。他满怀豪情的对朋友们说:“国家是大家的,就得靠大家来保护她。我不当任人欺压的熊包,更不能当外国人的洋奴。如果当局不把我押起来,我早就组织大家去打日本鬼子了,现在重整旗鼓也不算晚。”这充分表达了他临危授命,组织义军的决心。
张奎元准备组织义军的壮举,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东北军十九旅旅长孙兴伍,在行营驻地喀左山咀子接见过他勉励他为抗日出力,还给他拨了一部分枪支弹药。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总监朱霁清闻讯从朝阳亲赴凌源登门看望,并任命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独立师司令。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筹备,于1933年2月初,在凌源沟门子召集了50余人的义军骨干及社会名流会议,宣布国民救国军独立师成立,师长张奎元,副师长胡祺侯。消息传出后,好多爱国民众及离散的东北军和其他各路义军战士都纷纷来投,只经两个多月时间,张部义军就发展成拥有万人之众的抗日武装力量。
张奎元部救国军,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是历来所罕见,其主要原因一是队伍头领名气大,有威望。张奎元本人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弟兄们信得过,英勇善战胆子大,打起仗来,身先士卒,骑马冲在前;平易近人,与战士同甘苦,不搞特殊。二是张部是正义之师,有明确的抗日目标,以救国卫民为宗旨。军有军旗,团有团旗,在红地白牙子的三角形5尺多长的大旗上豁然写着“抗日救国”的大黑字,每个成员都佩戴着“抗日救国”的红底黑字的袖标,得民心顺民意。三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有大令,有稽查处,老实人任总稽查。
张奎元部国民救国军的建立之际,正是热河沦陷之时,多数当地民众都沉浸在国破家亡的悲观绝望之中,缺乏抗日决心和信心。该部人数虽多,但都来自四面八方,基本是以团、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的各自为战。斗志不坚者不乏其人。张奎元为壮军威、鼓士气,统一军令,提高战斗力,扩大义军影响,搞好与兄弟绺子配合,振奋民众抗日热情,争取各界的支持,准备开一次大型集会,但又苦于刚组建的队伍基本是松散联合,特别是兄弟绺子,多数是重义气而轻军令,即使通知开会也不一定全到,经反复考虑,而想出一个特殊绝妙集合之法(这是由于朋友们对自己生活关心所想起的)。张的原配夫人已在他被押期间,为了她的安全,托人送回原籍,多年不在身边。在弟兄们劝说下,又新订一房夫人,是凌源松岭子姜杖子姜中顺妹妹,她巧舌如簧、风流而泼辣,很适合随军相伴。即以举行庆贺婚礼的形式来个全师大集会,以此对敌示威,点燃民众抗日的希望之火。
1933年3月1日,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的第十四旅团攻占建昌后,继续向凌源进攻。张奎元闻讯后,急派战斗力较强的宋子文在凌源南哈巴气设伏阻击,与服部的先遣队米山部激战半天,日军龟田特务营长以下10余名被击毙。因敌后续部队赶到,才撤出战斗。同月4日,侵热日军30余骑兵从凌源去青龙,住在北炉乡李玉林家,是日夜张奎元率队将其包围。激战3小时,战士张志凤等闯进院中,将日军队长中山太郎等2敌击毙,获洋马2匹,手枪2支,银元1提包。
张奎元部在牛营子举行全师誓师大会后,率部向凌源南部进发,当到佛爷洞时,却受到伪区联庄会的阻击。张奎元对日军疾恶如仇,对认贼作父的伪职人员也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狗子”。遂向其还击,打得伪联庄会招架不住,弃庄逃走。要路沟区治安队长于清瑞带全区联庄会200余人赶去救援。双方交火后,义军急向北撤。于自以为取胜便尾追不舍,不料进入张奎元摆下的口袋阵,被打得落花流水而逃。
张奎元乘胜追击,于1933年5月18日,一鼓作气攻入西汤沟(今老大杖子)。于清瑞、张国兴带剩下的几十个残兵败将,跑到青龙干沟避难。张又派胡棋侯团跟踪追击,经半天战斗,打下干沟,于、张早已逃之夭夭。从此,西汤沟一带被张部义军占领,此地成了伪满洲国内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的天下。
张奎元在西汤沟一带驻军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做了5件事:(1)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把原有各追随日伪的牌长全部换上有抗日意识的人;(2)筹集军需。向各牌大户捐款,也叫“捐大牌”,仅牛洞子一个牌即交出2.2千元;(3)要求各牌动员青壮年参加义军。此时,张部义军已发展到1.2万余众的鼎盛时期。仅西汤沟一地即有两千人参加了义军,新组建程旺、马伍两个团;(4)凡有枪的户都要把枪交给义军,出人带枪更好。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救国打东洋;(5)维护当地治安,打击敢于来犯的“日本狗子”。此间,与伪联庄会打了两次仗,一次在老大杖子南山,把周会川带的伪联庄打跑;另一次是在前槽北杖子打跑姜克芝带的伪联庄。
于清瑞贼心不死,去建昌把伪治安维持会长宫弼臣搬来,宫带领伪自卫团及全县各区治安队2000余人,兴师动众攻打张部义军。宫怕不是义军对手,力主分兵两路,夹击西汤沟。自己带伪自卫团顺后槽过岭迂回河坎子;一路由王化召带药王庙、要路沟等伪区的治安队顺平房子、三岔正面进攻。结果从正面进攻的伪治安队和联庄会遭到义军的坚决阻击。是日夜又遭义军偷袭,被打得狼狈而逃。宫弼臣带的一路,偷袭了河坎子大磨洞,把张奎元的义父马文胜抓获,后被杀害。宫听说正面进攻的一路惨败而归,吓得魂不附体,不战自退。因此被义军打得丢盔卸甲的南路庄丁们骂宫弼臣这是“耍阴谋”。此仗各有伤亡。
在伪凌南县治安维持会几次骚扰的情况下,张奎元决意要打掉这群“狗子”的老窝。为此,在河坎子召开了各团团长会议,他在会上动员说:“中国的地面被日本霸占,还支使狗子来咬我们,我们不能在一个小地方打圈子,我们要打下牤牛营子,一为扩大收复失地,在那里安官立县;二为死伤兄弟报仇;三为提高我部实战能力;四为鼓舞士气和民气,也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并没有屈服,不全是汉奸!”在议论作战方案时,亚五龙、天下好等建议是否等条件成熟再打大仗。张奎元郑重回答说:“我的意见是一不等、二不靠、三不怕。日本鬼子不是得了不治之症的野兽,等等他就死了,等我们成熟了,他也站稳脚跟了,狗子就更多了。那时你不打他,他就打你。蒋介石靠国联,把东北都丢了,条件是打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他这番有理有据的讲话,使到会的人都心服口服。
王司平,是喀左姚沟人,因跑得快,故人称狗秧子或巴狗子。他也是带有200余人,而且枪马齐全的绿林队伍,经常在二道营子、汤神庙一带活动。张奎元为增加攻打牤牛营子的把握,也想把他拉入本部,便派人与他联系,动员他联合打建昌。
他表面说同意,可人走后他却说:“老耗子打牤牛营子是想安官立县,我们也不想当官,跟他一起干有啥好处;要是牤牛营子各买卖都归我们自己接收,岂不是发财了。”于是他便提前3天单独攻打建昌。夜深时从赵家沟进行偷袭,打到西城墙(土墙)下,炮头在指挥攻城弟兄挖墙时,不慎被伪自卫团营长刘子章用机枪打死。炮头一死,失去指挥,手下争相逃命,做鸟兽散了。张想与王联合,不但与事无补,相反还增加了攻城难度,使建昌伪官吏们提高了警觉,一方面调兵遣将增加炮勇,加强防备;另一方面赶紧向上汇报,要求派兵增援。宫弼臣听说张部义军要打建昌,一为保命,二为保官,亲赴奉天搬兵。
1933年6月26日,张奎元率领全军向建昌进发,一路上大张旗鼓,浩浩荡荡。义军分别从凌源河坎子和建昌西周杖子出发,经魏家岭、碱厂到喇嘛洞,在此受到伪联庄会的阻击,张的先头部队奋力冲入。会头王殿生(必力营子人)仓皇逃遁,其家中的房屋被愤怒义军烧毁,以示惩戒。当晚在此宿营。翌日上午出发,午后2时许,各部都已进入预定阵地,对建昌形成包围之势,3时许战斗打响。
因敌方早有防范,凭借高墙厚堡及精良武器,负隅顽抗,战斗进展迟缓。第二天,张奎元调整了兵力,调宋子文团担任主攻,并以重炮向城内轰击,第一炮就打在伪自卫团驻地北大营,吓得伪团长韩树森跑出军营,躲到永胜和,义军战士打进南营子,攻占县城关帝庙及西沟河套南大片地方,抢占了制高点轿顶山。义军已兵临城下,伪联庄会被打得龟缩在不足一里的城中。与此同时,张奎元特派“老实人”带队把宫弼臣家包围,但宫家早已人去屋空,为以示惩罚,将其五间正房烧毁。
第3天,正在建昌县城岌岌可危,攻城势盛,城中敌伪官兵被打得无处藏身,多数炮勇都已跑掉只剩少数就要投降,建昌指时可得的情况下,不料,于上午10时许,日军两架飞机从东北飞来,在建昌上空盘旋,怪叫着向攻城义军轮番轰炸,投弹8枚。把吗呢沟昊兽医儿子及4头驴炸死在东河套,顿时攻城义军军情动摇,战局逆转。与此同时,建昌附近伪联庄也接令赶来救援。蓬林庆(外号二大个子)带黑山科牌伪联庄、钟四带红石岩伪联庄占据城东蟒挡坝岭等山头向义军射击;赵延文带领宝道沟牌伪联庄及曹香红的石佛伪联庄趁机从沈家洼子强渡大凌河;因为义军刘玉成团的炮头沈连贵曾是赵的部下,他下令不准机枪手阻击,让道给赵,使赵、曹顺利抢占建昌城制高点轿顶山。他们占据这一有利地形,反向义军射击,来自这东西两面的夹击,对攻城义军造成威胁。此时又得到来自凌源的紧急报告:伪维持会长宫弼臣在奉天搬来的日军500余人在山奇司令带领下,已从凌源火车站下车。在这种情况下,张奎元已感到本部力不从心,他根本不知道内部有吃里爬外的人,他想连一个不足百人的联庄会都能顺利抢占轿顶山,如日军赶来增援,将不堪设想,只好下令主动撤出战斗。
张奎元部从建昌撤出战斗,兵分南北两路,即一路由原路,一路经汤神庙、尹杖子都回到老大杖子、河坎子一带进行休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此同时,张奎元还反复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个队伍向何处去的问题,并得出一个孤悬敌后的大规模抗日武装,要想抗日胜利,必须与其他兄弟部队联合的结论。为此,他于同年7月中旬,与护卫营长樊克生等去天津马厂寻找郑桂林,打算与他共谋抗日救国大业。因没见到郑才顺便回故乡探亲。恰在此时(即7月24日),郑桂林率起义军攻入任邱县城,与张奎元不期而遇。在郑桂林的启发下,使他明白国民党当局是靠不住的,在北方真心实意抗日又有实力的只有吉鸿昌将军。1933年9月上旬,张奎元接到郑桂林的密信,要他速带兵入关,以配合抗日讨贼联军(以下简称“联军”)攻打北平。因他部下好多是郑的旧部,听说张决意去投郑桂林,都深受鼓舞。1933年9月15日,张奎元为了配合联军于平北作战,并能与其会师联合,遂挥师南下入关。出要路沟,经干沟、香水,顺义院口入关,再经石门寨、柳江、秦皇岛,于9月20日到抚宁县城外。经过休整后的张部义军士气正旺,一路除在杨树窝铺、石门寨有一扫而过的战斗外,其余基本上是所向无敌。原计划由抚宁经玉田去北平怀柔与联军会师,但驻抚宁的于学忠治安军的一个营及当地民团共千余人,为防张部义军进入平北增加联军力量,奉命不准张部义军通过。张奎元为不误军机便果断下令合力攻打抚宁县城,同时派主力胡祺侠部攻占城南军事要地紫金山,而后居高临下向城内敌堡轰击,吓得抚宁县长刘与沛于20、21日两次向省府通电告急,都因平北战事吃紧而无力增援。经3天3夜激战,打得城中守军招架不住,弃城而逃,于9月23日,义军终于胜利开进抚宁城。
1933年9月20日,蒋、日勾结,在上海达成一个在停战区共同“剿匪”的秘密协定。据此协定,日军出动一个师团进入密云,协同中央军围剿方、吉、郑的抗日讨贼联军。于学忠要派兵进剿张部义军。张奎元为防南军(国民党军)偷袭,对抚宁城外重点部位也都加兵布防,对城南制高点紫金山,由原百人守卫,又增加一倍。在县城四门都垛上沙袋,准备与南军一决雌雄。
 同年10月9日,于学忠调治安军6000人,携重火力,乘火车开抵北戴河、抚宁周边一带。天刚蒙蒙亮,于部首先命一个团,化装成义军并打着义军旗帜,偷袭紫金山,守山义军没有抵防,等到近前发现是南军展开肉搏时,终因敌众我寡,此山阵地失守。午后,张司令派宋子文团反攻紫金山,经半天激战,此阵地又失而复得。第2天,南军先用重炮轰击守山义军,后又对此山发起多次冲锋,到天黑时,此山终被敌军抢占。第3天,南军在重火力掩护下,向县城周围义军阵地同时进攻。经过5天激战,城外各阵地多数丢失,近万人义军都被压缩在只有4平方里的方城中。南军又用重炮向城内轰击。义军将士凭借着残垣断壁作掩体,与敌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
同年10月20日深夜,张奎元部因弹尽粮绝,被迫放弃抚宁城,打开西门,顺洋河河谷杀出重围。该部在占领抚宁一个月及坚守县城11天的战斗中,曾付出了重天代价,共伤200余人,失散弟兄两千余,有些不便携带的重型武器也被丢弃。
张奎元率部弃城突围后,原想绕道西去与郑桂林部会师,但怎奈西去处处都有政府军关卡,打出30余里,伤亡百余人,仍没能冲出政府军的暗伏关卡,才改向北去,准备打出关外,回到本部发祥地一建西、凌南一带暂代休整,以待重整旗鼓,继续开展敌后抗战。于是,张奎元便率部自界岭口出关,经青龙土门子、季杖子,回到建昌县老大杖子岔沟门子村。
1933年10月27日上午9时许,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岔沟门子岭过来,通过岔沟门子屯北岭,即猫岭(在此岭东头山顶上有一石硷子,酷似猫头而得名)向凌源河坎子方向进发。此时,敌伪军都藏在工事内,不敢开枪。一直等下午4时左右,张奎元及司令部人员乘马行至猫岭腰槽子上边时,被义军叛徒全维善认出。他对刘老万说:“干爹,那个骑白马的就是‘老耗子’打不打?”在他身边的于清瑞下令说:“等的就是他,打!”全维善遂开枪,各敌伪军听到枪声也同时向义军开枪。在这敌弹象雨点一样扑面而来的险恶情况下,张奎元仍临危不惧,索性勒马不前,面对开枪的山头高喊:“别误会,我是老耗子,这里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是借道北去!”话音未落,就被全维善的罪恶子弹击中,穿胸落马,不幸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年仅26岁。
张奎元,在民族危亡之际,举义率众抗日,在敌占区内艰苦转战,后又旗帜鲜明的步入抗日讨贼的革命道路,曾给中外恶魔们以沉重的打击。他在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革命正义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死的。死的光荣而伟大。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他临终别言说的好:“这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的确,他在这里发祥,在这里战斗,他的战友在这里,他的独生女儿在这里,他为国捐躯在这里,他又长眠在这块沃土里,这里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给古龙河头留下了无数感人传奇的故事,也给大凌河源增加了亮丽的风采。这里的革命老区人民最崇尚革命英雄,他那不畏邪恶、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誓为民族尊严而战的浩然正气;临危授命、“不把鬼子赶走誓不为人”的爱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万古流芳。
苏辽著《民国匪祸录》:老耗子张奎元为害抚宁县
2009年09月08日 李利锋百度空间《文史天地》
    民国匪祸录,苏辽著。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日本关东军参谋为老耗子张奎元说情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对土匪的收买和利用也更加变本加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行径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谴责。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公开进攻当时东北行政当局临时驻在地锦州,就指使土匪武装去打头阵。从1933年热河沦陷,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数年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华南各地,一直不断地利用土匪肇事。
  1933年5月,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规定这些地方的中国军队必须撤离,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为了给这一地区的中国行政当局制造麻烦,这年八九月问,日本收买并指使关外大批土匪入关,与滦东土匪合流,大肆骚扰地面。由于中国警察和地方保安队人数少、武器差,无法御匪、剿匪,致使匪势日益扩大。
  这年9月,以老耗子(名张魁元)为首的数千名股匪攻占了抚宁县城,以戚文平为首的匪徒则占据了秦皇岛、留守营一带。各股土匪均号称“东亚同盟联合军”,组成4个军,下按师、旅、团、营进行编制,以戚文平为总司令。匪徒四出抢劫架票。榆关镇、台头营、留守营、马家峪、八里庄、北戴河、梁各庄、黄土关等地,悉被匪徒占据或窜扰。他们还收缴警察枪支,广泛招兵买马,准备进攻滦东首县昌黎以及迁安两县。四乡八镇难民达数万人之多,有的仓皇西逃,有的则因粮食被抢光,陷于饥饿之中,悲惨之状过于战乱。
  日本方面在这次滦东匪祸中表演极为恶劣而且明目张胆。首先,根据《塘沽协定》,日本军队控制长城一线,但它却让关外上匪源源不断地从义院口、潘家口及北戴河海滨入关,增援滦东土匪。其次,为避免与散漫的土匪发生摩擦,驻守榆关的200名日军奉命于10月2日撤往塘沽,将该地全部让给土匪。第三,当中国地方保安队打击土匪时,驻长城一线的日军不许土匪后退,否则缴械。日军竟成为土匪的督战队,意在迫使匪徒作背水之战,与中国军队拼命搏斗。10月1日,日军铁甲车到北戴河巡视,为土匪张目壮胆。第四,9月底,中国河北省府增派1500名保安队开赴滦东剿匪,兵车数列先后驶抵滦州、唐山、芦台时,驻北宁铁路沿线的日军竟加以拦阻,借口保安队携有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不得进入非武装区,迫使兵车后退至北塘、芦台。
  此外,日方还大力资助土匪武器弹药,帮助刺探中国保安队情报,为土匪征集粮袜。9月29日,日军曾押送7辆装载于弹的大车,接济榆关方面的土匪。因双方事先未曾接洽,土匪哨兵误以为是保安队偷袭,率先开枪射击,日本兵也开枪还击。气恼之下,车队转赴台头营,将子弹赠与占据该地的土匪。同日,日军还提供6万发步枪子弹和3万发盒子枪子弹,由土匪从秦皇岛转运到昌黎县城外匪队中,准备攻城。10月6日,一名日本军官带领4名士兵前往昌黎城内巡视;下午3时,又有日本飞机飞临昌黎县城上空侦察,这两个作法无疑是为土匪侦察昌黎县内外的设防情况的。八九两日,日本军官竟陪同匪首老耗子的参谋长宋有勤,接连进入昌黎县城,拜会滦东地区第二保安队队长窦希哲,打探虚实。更有甚者,10日早晨,驻秦皇岛的日本宪兵队长山谷和关东军参谋远藤到昌黎县城,分别会见了县长、商会会长和窦希哲,转达了土匪向该县征粮索款的要求,并表示希望县府和商会给以接济。由于增援的保安队兵车受阻,中国方面由北平军委会的朱式勤约请日本驻华武官柴山,先后在天津、山海关,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中村、关东军高级参谋喜多诚一、旅团长铃木、平田等人接洽。日军坚持:第一、中国保安队入滦东不得超过1000人;第二、禁止携带重武器。中国方面表示,匪众过多,且占据县城,无重武器将无法应付。双方相持不下。中国方面再由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和负责华北地区外交事务的黄郛,在居仁堂宴请柴山、喜多等人,洽商滦东剿匪事。会见后,喜多表示要到沈阳、长春,向占据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但却迟迟不见回音。
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方极力鼓动滦东土匪进攻昌黎县城。但占据抚宁县城的匪徒经过多日的抢劫,欲望相对满足,部分股匪开始回窜关外。而占据秦皇岛的土匪则因各股人员庞杂,不易统一指挥,粮饷又十分紧缺,也久久未能行动。日本方面见土匪除烧杀抢劫之外,并不能完全按日方计划行事,难以成大气候,只得于10月11日复电中方,表示对中国保安队东进剿匪计划予以谅解。
  保安队兵车于16日、18日分别开赴昌黎和秦皇岛,由张熙光担任剿匪总指挥,指挥部先设于秦皇岛,后随战事发展,又迁往昌黎。日本方面这时表示愿意协助中方剿匪,关东军负责把守长城各口,以防土匪逃往关外;天津驻屯军则在北宁路沿线助剿。匪徒见形势急转直下,慌了手脚。老耗子、胡玉田、胡玉成、宋子文、马晋卿、黄海宽等8名匪首遂联名具书,派专人赶赴北平,投递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门下。该书信内称,各股在“九·一八”之后,曾参加过东北义勇军抗日,失败后重新为匪。此次攻入抚宁县城,确有日本方面的支持和指使。各首领已深悔前非,愿意投诚,恳请当局收抚安排。于学忠对报界表示,不同意招抚之说。
  保安队率先击溃了秦皇岛、留守营、北戴河等地的匪徒。戚文平率溃匪逃往抚宁,与盘踞县城的老耗子股会合,城内外土匪将近4000人。10月下旬初,保安队控制了抚宁县城外的四乡,城内粮草、燃料俱缺,匪势动摇。24日,匪首戚文平亲赴榆关,与日军守备队落河少佐会谈,得到日方允许,出关到了锦州,其所率股匪向保安队投降。随后,老耗子也到榆关会见关东军参谋远藤,请他出面向中方说情,远藤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远藤向中国方面建议收编该股土匪,以免生灵涂炭日久。于学忠得到报告后,指示说股匪投降可以,收编则不同意。他还令张熙光转告日方,对剿匪事宜勿横加干涉。日方恼羞成怒,指使土匪作困兽之斗。日本军队指导、帮助老耗子在抚宁城外的紫荆山构筑了上、中、下三道工事;并于27日调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到抚宁县城附近,意在干扰中方的剿匪行动;当天下午,日本士兵又协助上匪向保安队阵地发炮百余发。
  剿匪总指挥张熙光为避免日军节外生枝,于27日晚前往榆关会见远藤,向他说明保安队将于第二天对土匪展开总攻击,请日军予以协助。远藤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当远藤送张熙光出门、看着他坐上吉普车时,突然听见抚宁方向传来炮声,远藤不禁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张熙光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28日1点零3分,我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沙若乌纳拉!”他微笑着一摆手,吉普车飞快地奔驰而去。
  原来张熙光深知日、匪勾结的内幕,当他不得不向日方通报总攻日期时,又唯恐狡诈的远藤马上会通知土匪,使其有所准备,甚至日军会想出更为恶毒的办法来阻挠保安队的行动。因此,他在赴榆关之前,便给部队下了命令,不必等他返回,一过零点即开始行动。
  此举果然奏效。28日凌晨1时左右,保安队总攻开始,至6时已占领紫荆山和抚宁县城南关,肃清了城外匪徒,遂构筑工事,准备再战。张熙光为避免城内大战,使百姓生命及民宅损失过大,一再派人入城劝告土匪缴械投降,保证其生命安全。于学忠甚至来电指示,土匪所缴武器,凡步枪一支给大洋30元,轻机枪给150元,迫击炮给200元。
  正当保安队加紧劝降时,11月2日,前已逃赴锦州的匪言戚文平在日军的保护下,潜入抚宁县城,向老耗子等匪首转达日方意见。第二天凌晨3时,大股匪徒从南门突围,受到官军狙击,被迫退回。当天下午,日军参谋远藤便出面,代表土匪向张熙光表示愿意缴械投降。4日,老耗子派副官杨某出城,到保安队指挥部面见张总指挥,说明第二天早晨集合缴械,请保安队暂缓进攻。张熙光表示同意。当晚8时左右,南门外阵地上的官兵发现前方有大批人员拥来,遂喝问口令。对方答复说是城内百姓逃出,万勿开枪。保安队派人迎上前去验证,不料对方骤然开枪,并冲杀过来。双方短兵相接,枪声大作。土匪约600多人,均为极强悍的敢死队员;而官兵人数甚少,又是仓促应战,十分被动,幸得后方预备队及时赶到,才将土匪打回城内。
  土匪之所以在三四两日均选择南门作为突围口,也是得到日方的帮助的。当保安队占领紫荆山和县城外围、构筑阵地之后,10月30日,日军驻榆关守备队以参观为名,派出100多名官兵分头到保安队各阵地去观察布防情况。他们了解到,保安队在抚宁县城的东门、北门外均各布有千余人,主要防止土匪突围向关外逃窜;而在西门、南门一共才安排了600名士兵,显然是个薄弱环节。城内土匪得到日方情报后,才选择南门作为突破口。
  土匪乱哄哄退回城后,保安队乘势猛攻。当晚,保安队向城内开炮800余发,匪徒损失惨重。老耗子见大势已去,决定强行向北突围。此前,他早已派人给日军守备队送去3.5万元巨款,请求日军在匪队突围成功北逃时勿加阻拦,得到允诺。这时,土匪分成三队分批出城。第一批为部分精干匪徒保护着匪首眷属,第二批为老耗子等匪首及钱物粮草,第三批则为大队匪徒,这部分人的最后是一批身背装满银元口袋的匪徒,准备保安队追击时,沿途抛洒银元,以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土匪虽有死伤、溃散,但大部分逃到台头营一带,重新集结。保安队正在抚宁县城内外肃清残匪时,日军远藤参谋气势汹汹地来到总指挥部,对张熙光说,土匪已经逃跑,贵方前来增援的保安队应立即返回天津;他盛气凌人地指名要一队实力弱、人数少的保安队留守抚宁县城,“此事限贵方数日内给以满意答复!”张熙光据事实予以反驳,他指出,匪徒尚未逃远,目前又已集结,随时可能反扑,此时将精锐部队调开,显然是不合适的。保安队采取了有效的防范和追剿措施,匪徒反攻计划未能得逞,大部分便从花果山附近各口逃往关外,只有少数零星散股在关内各地游荡。
上一页:下一页:冀东文艺三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