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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给《抚宁县志校注》作者李利锋
发布时间:2014-08-08

说给《抚宁县志校注》作者李利锋

张玉万
    拿到抚宁县档案局局长李利锋编著的《抚宁县志校注》,如获至宝,急不可耐地体会其体例、版式设计及创新之处。
    说起来,我与此书的编著者至今还未谋面,只是通过一次电话,那还是其看到我在《档案天地》发表的文章里牵涉到抚宁县的史实,职业的敏感,想找我了解一下,通过昌黎县档案局局长何致利牵线得以成为现实。在电话中,实际上早在秦皇岛市范围内的史志界文字接触中,我充分领略了其人格、学术魅力。印象最清楚的是代表抚宁县羡慕昌黎县的悠久历史,且表示自谦。借《抚宁县志校注》出版之际,在表示可喜可贺之余就上句话随意而谈两点。
(一)
    方志是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诸方面情况的典籍,被誉为“地方之百科全书”。迄今,昌黎县大规模撰修县志共有13次。
    昌黎县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由广宁县改称。但由于冀东修志文化起步较晚,至明朝中期尚未诞生一部志书。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湖广应城进士陈士元到滦州任知州,“得许庄私志”,并主持刻印,分为“四编、十一卷、二十六目”,定名为《滦州志》。当时,著名清官张居正任当朝宰相,特为《滦州志》写了序:“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说志书可以“证往古以昭鉴戒”。这就为相邻的昌黎撰写县志起了示范作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东曹州举人楚孔生任昌黎知县,“属教谕杨志高主稿、滦州学正梁桂臣参订成书。”(嘉靖四十三年面世,2册,今复旦大学存孤本)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四川剑州举人杨于陛任昌黎知县,“文学吏治两擅其美”。在其主持下,于万历四十六年“重修邑志,笔削简当。”(万历四十六年面世,8册,今北京大学存孤本)
    到了清代,由于清政府对修志工作非常重视,我国方志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康熙十一年(1672年),曾诏谕各州县分辑志书。康熙十三年,由山西阳城举人、昌黎知县王曰翼主持重修的县志,就是这次诏谕产生的结果。(康熙十四年面世,8卷,昌黎、北京、天津、南京、科学、北师大、上海、吉大、湖北等十多个单位收藏。据《文渊阁书目》卷十九·旧志载,康熙年间有刻本《昌黎县图志》2册)
    雍正七年(1729年),因编修《大清一统志》,需要地方志作资料,于是对各地严谕促修,限期完成。后来还发出了一道要各省府志书六十年一修的诏令。从乾嘉时代开始,有许多著名学者不仅参与编修或主编,而且对于编纂体例和方法,也开始讲究并展开了讨论。(据《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载,乾隆二十八年有增刻本《昌黎县志》,北京、南京等单位收藏)
    同治四年(1865年),在安徽凤阳进士、昌黎知县何崧泰主持下,聘迁安马恂、邑人张胜亭等重修的县志发扬了既讲求体例、又考究方法的传统。(同治五年面世,10卷,刻本,昌黎、北京、科学、历博、水利、文物、党校、北大、人大、北师大、河北师大、保定、石家庄、辽宁等三十多个单位收藏)
    光绪年间,邑人董光照撰写《昌黎乡土志》。(现存抄本,天津图书馆有孤本)
    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十七年、民国二十二年3次重修《昌黎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面世,12卷、首1卷、末1卷,铅印本,昌黎、河北、北京、四川等近百个单位收藏)
    从明嘉靖四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二年,昌黎平均间隔三十余年修一次志,历史沉淀可谓深厚,成为昌黎县文化遗产中很宝贵的一个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遗产除去地方官吏所起的重要作用外,张氏家族(祖先为福建霞浦县人,明永乐年间由成祖赐“汤沐之地”于昌黎)的贡献不小。早在康熙十三年,昌黎张氏家族第九世孙张庄临(曾任保定府训导)为知县王曰翼所聘修县志,“书成,简而不失于略。”同治四年,张庄临七世侄孙张胜亭(曾任户部贵州司郎中)继修县志。民国六年又经张庄临九世孙张念祖(曾任直隶司法筹备处科长)重修县志。真可谓前仆后继,因而“士林荣之”。张氏族人在县志中所占比重不小,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尤显,多以张氏家谱为本。“人物志”有传人物323名,张氏(并非同一脉系,下同)40名。“艺术志”有传人物36名,张氏6名。“地理志”中收录了大量张氏诗文,如张庄临《重修昌黎文庙魁楼碑记》、张国祥《龙液喷香》等。其它署名张氏撰写的县志条文,如张庄临撰写的鲸游县南海滨和碣石山崩塌的文字编入轶事一节,但并非荒诞不经,为昌黎古代海洋生态平衡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记录,因而对当今的环境保护课题研究提供了有关确凿的依据。旧县志大多产生于封建王朝,编纂者们深受旧学熏陶,尤其是民国二十二年刊本,正值据《塘沽协定》,昌黎与冀东其他21县成所谓的“非武装区”,距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也仅差两年时间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使旧县志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历史局限。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旧县志内容上不可能都适合今天的需要,但是它毕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地方史资料,如气候、地理、地质、矿藏、地震、农业生产等。
    199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新县志,基本达到了观点正确、资料确实、体例得当的要求。
    2002年,昌黎县开始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
(二)
    毛泽东说过:“不要吃老本”。昌黎县历史上修志成果确实值得骄傲,但今天如何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对照抚宁县明显落后了。再具体点说,抚宁县旧志校注工作早已起步并有实实在在的成果,而昌黎县至今旧志校注工作还是空白点。我现在正在为此而奋起直追。虽然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但毕竟有抚宁县等经验可供借鉴,这就避免了从零摸索和走不必要的弯路。

    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说过一段话:“似在枯燥的长途跋涉中,突遇绚丽的美景,疲惫顿失,快乐之极,在物欲横流渐成时尚的社会,能有一段寂寞的岁月守住自己的淡泊,静静地释放出光和热,完成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给喧闹的人生泼洒一些清新,真是太好了。”在今后的工作中,愿与李利锋同志以此段话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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